杰出的美德伦理学家玛莎·努斯鲍姆称，现代社会将幸福视为：“一种满足或者愉悦的感觉，将幸福视为最高至善的感受，依据定义，该观点赋予心理状态最高价值。”励志书籍和积极健康的心理学，将帮助人们开启幸福钥匙，使人们拥有健康快乐的心情。但哲学家往往对这种幸福观持怀疑态度，因为我们的情绪是短暂的，其原因也不确定，相反，他们问了一个相关性更强、更普遍的问题：什么是美好生活？
一个答案是人们一辈子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给自己带来快乐，在某些方面，体验快乐才是美好的生活。
将痛苦降低到最小化真的是幸福本质吗？
但最大化快乐并不是唯一的选择，每个人的生活，即使是最幸运的人，也充满了痛苦，痛苦地失去，痛苦地失望，受伤或者疾病带来身体上的痛苦，以及忍受无聊、孤独或者悲伤带来的精神上的痛苦，痛苦是人们活着必然遭受的结果。
对于古希腊哲学家伊比鸠鲁（公元前341-270年）而言，美好的生活是将痛苦降到最低，持续的无痛苦给予我们心灵的平静，或者说是心神安宁。这个概念与我们现代对幸福的理解有一些共同点，“与自己和平相处”意味着将幸福的人与不幸福的人区分开来，没有人会想象充满痛苦的生活也会是美好的生活，但将痛苦降低到最小化真的是幸福本质吗？
有爱的生活被证明与幸福息息相关，但它也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痛苦。
如果生活得很好会增加我们经历的痛苦呢？研究表明，爱情依恋与幸福有关，但我们从经验中知道，爱也是痛苦的原因。如果疼痛是必要的，甚至是满足需要的呢？父母、孩子、伴侣或者朋友的痛苦死亡可以终止关爱他们，或者从你的生活中完全切除与他们的联系。但是没有关爱依附的生活在许多方面是不完整的，即使它可能使我们从失去所爱之人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事实上，生活中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少不了痛苦，例如：熬夜写小说、拼命地跑马拉松、忍受巨大痛苦的分娩过程，这都是为了追求最终获得欢乐而伴随出现的痛苦。
伊比鸠鲁的幸福观：拥有善良德行和灵魂的安宁，将痛苦最小化。
伊比鸠鲁是古希腊杰出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者，痛苦的不可避免，实际上从内心上更加平静地面对痛苦，接受不可避免的事情，同时尽量减少它带来的危害，这是唯一的生存之道。你也可以将痛苦最小化作为行动指南，如果写小说的过程带给你的痛苦大于完成它所带来的快乐，那就别写了，但是如果现在承受一点痛苦就可以防止以后遭受更大的痛苦，例如：为了避免癌症而选择戒烟的苦恼，那么未来遭受更多的痛苦可能是一种因果关系。
伊比鸠鲁的幸福观是成为一个优秀的“会计师”，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将痛苦最小化。但在现实生活中，会计师对幸福的观点认知是片面简单的，无法映射现实生活中幸福与痛苦的真实关系。弗里德里希·尼采在《道德系谱学》一书中指出，我们并非仅仅将忍受痛苦作为获得更大快乐的手段，因为人类并不否认痛苦自身，他们渴望体验痛苦，甚至寻找它，只要能够展示痛苦的真实意义，呈现人们受苦的目的是什么！依据尼采的观点，痛苦不是通过快乐来减轻的，而是通过认知痛苦的意义而减轻的，他怀疑人们能否找到痛苦的真实意义，让人们体验的痛苦更有意义，但他认为伊比鸠鲁对美好生活的观点是存在缺陷的。
有意义的痛苦生活可能比一个毫无意义的快乐生活更有价值。要想弄清楚什么是幸福，我们现在需要明白什么是有意义的生活。
但如果我们将这个棘手问题放在一边，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现代观点认为，幸福是至善至美的，或者其价值高于所有其他商品价值，实际上这是错误的。
美国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提出一个思维实验来验证这一点，诺齐克让我们想象一个“可以给人们任何想要的体验的机器”，机器会让你体验到满足每一个愿望的幸福。你可以成为一位伟大的诗人，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明家，乘坐自己设计的宇宙飞船遨游太空，或者成为当地餐馆受人推崇的厨师，但在现实中，你会在生命维持舱中失去意识，因为该机器让你相信模拟是真实的，你的选择是不可更改的。
你要获得这样的机器吗？诺齐克称，大多数人不会选择能够满足愿望的机器，因为我们想做特定的事，并成为特定的人群，而不仅仅是获得愉悦的体验，这种假设情形可能看起来很轻率，但是如果我们愿意为了真实的幸福意义，而牺牲无限的快乐，那么幸福就不是至高的善与美。但如果诺齐克是正确的，那么81%选择快乐而不是伟大成就的美国受调者就是错误的，研究表明，大多数人不会选择体验这种机器。
诺齐克的体验机器旨在反驳功利主义的基本主张，1826年，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写下一段典型语录：“幸福是值得渴求的，也是唯一作为目的值得渴求的东西。”他在自传中描述称，我们现在处于抑郁性兴趣缺失，我们处于一种神经迟钝的状态，每个人偶尔都会有这样的感觉，例如：对于享乐或者刺激兴奋的事物感到麻木，当你遇到令你情绪愉悦的事情时，却感到平淡和冷漠。
穆勒无法从生活中获取快乐，这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是件坏事，但对穆勒而言，它指向了更令人担忧的事情。他从一出生起就被教导，生命的最终目标是最大化人类的快乐，最小化人类的痛苦。穆勒的父亲是古典功利主义哲学家杰里米·边沁的追随者，并遵循着边沁的观点教育培养穆勒。
边沁比伊比鸠鲁对幸福的理解更深远，他将幸福作为个人生活的终极诉求和道德和终极诉求，对边沁而言，所有的道德、政治和个人问题都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原则来解决——“为大多数人带来最大的幸福”，但是如果这是生活的唯一原则，那么穆勒又如何为自己的生活辩解，他的生活缺少幸福吗？
与快乐不同，幸福是通过生活习惯和行为活动来实现的，而不仅仅通过精神状态表达出来。
幸福是通过生活习惯和行为活动来实现的，而不仅仅通过精神状态表达出来。
通过自己表现出来的情绪沮丧，穆勒意识到自己深受边沁功利主义观点的影响，功利主义观点是将快乐提升到至上的善，是一种“贪婪的哲学理论”，事实证明，不满、不快乐和痛苦是人类处境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因此依据穆勒的说法——“做一个不满意的人，胜过做一只满意的猪。”他仍然坚信幸福是至关重要的，但他也逐渐发现以幸福为目标的生活，很少会幸福。
相反，穆勒认为，人们应该以其他事物为追求目标，而幸福可能是某些追求目标的副产物，这也表明，美好的生活也可能是不开心快乐的生活，他所认识到的正是亚里士多德两千多年前提出的观点——相对于过上美好的生活，或者达到所谓的“终极幸福”，转瞬即逝的快乐是次要的。
希腊语“Eudaimonia”很难转换为人类当代词语概念，一些学者（例如哲学家朱莉娅·安纳斯）直接将其翻译为“幸福”，而另一些学家更倾向解释为“人类兴旺发展”，无论最终翻译成什么意思，它都与我们现代对幸福的理解形成了鲜明对比。
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类兴旺发展的观点是复杂难懂的，因为它包含了个人满足、道德品行、优秀、机遇和政治参与度等，与伊比鸠鲁对痛苦的“会计观”或者边沁对快乐的“贪婪哲学理论”不同，亚里士多德对人类兴旺发展的观点就像他描述人类一样乱七八糟。
就像现代人类的幸福观一样，希腊语“Eudaimonia”的意思是生活的最终目标，但与幸福不同的是，“Eudaimonia”是通过习惯和行动实现的，而不是通过精神状态，而幸福不是你经历或者获得的东西，而是你正在做的事情。
亚里士多德在他编著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写道：“正如不是一只燕子或者一个晴天形成了美丽的春天，人们的幸福也不是一天或者短时间内实现的。”换句话说，人类兴旺发展是聚集毕生的努力，这是人们必须每天通过行动来培养和努力的结果，与功利主义者一样，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和美德是密不可分的。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美德是一种在两个极端之间达到中庸地位的一种特征，例如：在懦弱和蛮勇这两个极端表现之间有勇敢，在守财奴和挥金如土两个极端之间有慷慨大方。在两种极端行为之间保持平衡是一种美德，但当功利主义者将道德归结为幸福时，亚里士多德认为美德是人们获得幸福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我不能以无德方式肆意妄为地生活，但有德也不是通往生活最终目标的捷径，事实上，道德行为自身就是幸福的一部分。
亚里士多德认为，什么因素使一个人快乐，让某人成为好人，这两个问题是无法分离的。哲学家朱莉娅·安纳斯称，高尚道德和美好生活之间的关系是古代哲学的决定性问题，这仍然是我们今天需要探索的问题。
幸福与其说是一种情绪状态，不如说是我们与他人建立的良好关系。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类之所以成为高等智慧生物，并成为地球上的主宰物种，是因为我们运用了人类特有的思考和推理能力，但思考和推理既是社会活动，也是个人活动，人不是孤立的个体，隐士无法完全体现人类的优良美德，如果社会兴旺发展需要具备多种因素，那么幸福也需要他人帮助才能实现。幸福与其说是一种情绪状态，不如说是我们与他人建立的良好关系。
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完全保证社会兴旺发展，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的幸福与命运息息相关，任何个人都无法控制一些事件的发生，例如：战争、暗恋、贫穷和全球流行病等，这些事件往往会使随之而来的幸福成为不可能。
这种道德运气的观点并不会破坏人们对幸福的追求，即使这种追求会让人们感到沮丧，幸福不是一种可以永久获得的精神状态，而是一种我们在不完美环境中磨练出现的实践。
认识到这一点并不能保证人们拥有美好的生活，但它将驱散永恒满足的虚幻希望，由于误解了幸福，现代观念增加了失望的可能性，任何有价值的生活都不应该以享乐主义或功利主义幸福观所设定的标准作为参照，因此一些现代享乐主义和功利主义者注定会因生活的缺陷而幸福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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