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竞争里身经百战的美团，渐渐卸下了谨小慎微的面具。
美团点评2019年全年财报显示，营收达到975.3亿元，增长49.5%。利润方面，美团在2019年实现扭亏，净利润为14.6亿元。
这是美团成立十年以来，首次实现年度盈利。
然而，财报数据撑起的那个“最好的美团”，如今却因为高昂的佣金比率和强势逼独的举措，遭受千夫所指。与此同时，疫情在美团整体的生态根基上，平添了一笔赫然醒目的不确定性，后方又响起阿里进军的号角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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佣金比率高昂 商家群怒
在疫情的重创下，餐饮行业举步维艰，外卖成了餐饮业漫长寒冬中的一缕火光。
餐饮商家对外卖的依赖在疫情期间被史无前例地放大，同时，餐饮商家与外卖平台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日前，美团外卖成了众矢之的。
4月10日，广东省餐饮服务行业协会等33个相关餐饮行业协会、商会发布了《广东餐饮行业致美团外卖联名交涉函》，指出美团外卖涉嫌向餐饮企业收取高额外卖佣金、强势要求餐饮商家做“独家经营”等问题。
此次交涉最关键的问题之一，就是美团外卖被诟病已久的平台佣金。交涉函痛斥美团外卖设定了不公平的交易规则，持续大幅提升扣点比例，新开餐饮商户的佣金最高达26%，超过餐饮商家承受极限。
据燃财经报道，广州某轻食店表示，原本在美团上的佣金费率是21%，饿了么是18%，自去年年底，两个平台的佣金都开始上涨，至今为止美团涨了5%，饿了么涨了3%，也就是说，分别涨至26%、21%。
与此同时，美团外卖要求商家持续通过优惠活动引流、承担部分配送费等，这系列操作，对于在极端行业大环境下亏损严重的餐饮商户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
商家对平台之间在佣金层面上的利益纠葛一直都是无法回避的议题。
数据显示，餐饮业的毛利率集中在30%至40%之间，若平台从中抽取20%的佣金，加上做活动、配送费补贴等支出，商家所剩无几。
随着市场覆盖率越来越高，美团从2018年，即启动了激进涨佣模式。美团外卖在跑马圈地的阶段，采取的是零抽佣策略，并对商家顾客狂撒补贴;随后循序渐进，推进个位数抽佣;到了2018年，佣金已经涨至16%;如今美团外卖对商家的抽佣比率，涨到惊人的26%。
这才逼得疫情下的餐饮商家身陷囹圄，纷纷“揭竿而起”，联合发起交涉涵控诉美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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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势“逼独”，底气何来？
美团外卖饱受商家诟病的还有逼独的举措——强制要求商户在美团外卖和饿了么之间二选一。
《广东餐饮行业致美团外卖联名交涉函》还指出，美团强势要求餐饮商家做“独家经营”，否则就强制注销、下架门店，涉嫌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电子商务法》关于禁止排除竞争的相关规定。
交涉函重点围绕“垄断”提到了两点，一方面，美团外卖在广东餐饮外卖的市场份额高达60-90%，已达到《反垄断法》规定的市场支配地位;
另一方面，美团涉嫌事实垄断定价，设定层出不穷的各类收费，不断增加商家的费用成本。
根据《反垄断法》规定，市场支配地位，是指经营者在相关市场内具有能够控制商品价格、数量或者其他交易条件，或者能够阻碍、影响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能力的市场地位。一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达到二分之一的，可以推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美团外卖的涨佣和逼独是否应该定性为恶性垄断，目前尚无明确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团外卖的强势，源于其市场份额几近垄断的地位带来的底气。
知名分析机构Trustdata发布的外卖行业分析报告指出，从2018年Q1到2019年Q3.美团外卖交易额占比由54%增长至65.8%，饿了么则从40%萎缩至32.2%。QuestMobile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2月31日，美团的日活用户即将突破7000万，而同期饿了么仅1097.03万。
对商家而言，想做外卖就必须接受美团“独家经营”的条例。疫情当前，广大餐饮商家几乎都处于多一单算一单的窘境中。
有餐饮从业者对媒体表示，很多餐饮店都经历过美团外卖强制要求二选一的情况，但饿了么并没有相关的要求。
正因如此，美团外卖的“霸王条款”显得更加不近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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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团外卖回应：每单只赚两毛钱
诸多责难下，美团发声回应了。
在4月13日，美团外卖公开发布公告书回应称，2019年美团外卖八成以上商户佣金在10%—20%，真实的数字远低于各种传言和想象;2019年佣金收入的八成用来支付骑手工资;而在疫情期间，美团外卖启动了“春风行动”，通过返佣、补贴、流量包等帮扶了全国超过60万家的餐饮商户，其中广东商户的返佣和活动补贴累计金额已超过1亿。
美团高级副总裁、到家事业群总裁王莆中也在对外回应中表示，美团外卖诞生以来持续亏损5年，即便在刚刚盈亏平衡的2019年，第四季度外卖平均每单利润也不到2毛钱，占收入的2%。
这一份回应的关键信息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
美团不赚钱，去年第四季度每单只赚两毛钱;
疫情期间美团尽了社会责任，提供了就业岗位，支持了商家;
将更多倾听行业的声音，加强沟通，帮助餐饮企业渡过寒冬。
但美团这一纸回应并没有结束舆论的唇枪舌战，外界针对美团的公告提出了不少质疑。
对于佣金比率高以及强制商家“二选一”等真实存在的问题，美团并没有直接回应，有避重就轻之嫌;此外，有商家提出，美团打“社会责任牌”提到的扶持举措，大部分只是意在“赚吆喝”，返还的佣金只能用于美团平台线上营销和流量推广，不能直接提现，效果可想而知。
更重要的是，美团解释佣金的主要用途是支付骑手工资，把佣金和骑手成本混为一谈，把佣金高归咎于给骑手发工资，有律师表示，这等同于偷换概念，混淆法律关系。
总的来说，美团的回应并没有就争议的核心问题解决行业和外界的质疑。实际上，美团强势抽佣的举措伤害的不仅是商家。在行业和平台的双重压迫下，为了维持毛利率抬高菜品价格，将成本嫁接到消费者身上成了众多商家的无奈之举。这意味着，在美团外卖的涨佣风波中，消费者才是最终的利益受损者。
在性价比的权衡下，消费者无论是减少或是放弃点外卖，对唇齿相依的外卖平台和商户，甚至整个行业而言都是莫大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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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团腹背受敌
团购、电影票、酒店、外卖、景区门票，美团都不是第一个入局的玩家，但却从对手的边界中找到了破局点成功插足，稳固立足，形成一套Food+Platform的生态逻辑，实际上是一套称得上精明的打法。
然而疫情的影响动摇了美团的整个生态，与此同时，阿里“全军出击”，美团陷入腹背受敌的境遇。
在美团2019年业绩电话会上，CFO 陈少晖表示，“2月的单量受到很大影响，是往年正常水平的一半，2月末起情况有所改善，但是整个季度的单量还比较低。”他表示，新冠疫情在国内爆发于1月末，与春节假期重合，美团的外卖单量也同步下降。
显然，餐饮行业受到冲击，外卖收入也必然受影响，与此同时，从餐饮辐射出去的所有服务都将受到牵连。酒旅业务更是重灾区，数据显示，美团平台的酒旅服务在2019年贡献了6成的毛利润，但今年一季度相关预订量却直线下滑。并且在疫情常态化下，服务业复苏遥遥无期。
除此以外，美团还面临来自竞争对手阿里的威胁。事实上，美团与阿里相杀多年，在电影票、外卖、共享单车等业务上，都开展过从资本到市场的博弈。
但这一次，来自阿里进攻的号角对美团而言显得格外刺耳。
今年3月，蚂蚁金服宣布，把支付宝从金融支付平台升级为数字生活开放平台，拥有12亿用户的支付宝将外卖、美食玩乐、酒店住宿等本地生活场景入口位置提前，最上面的五个一级入口分别是饿了么、口碑、飞猪、淘票票和市民中心。
这与美团的平台生态重合度极高。
不仅如此，阿里本地生活服务公司宣布，面向商家推出7大赋能计划，并且打通支付宝、淘宝、天猫和高德等流量入口，为商户安装“数智中台”，提供佣金减免等政策。
美团千夫所指之际，阿里对商家打开了流量和政策的大门。
对于美团而言，敌人是疫情的冲击，是进击的阿里，更是自己。从千团大战，到与大众点评的争夺，再到对饿了么对狙击，美团的进攻式方向和对手和目标市场都很清晰。得益于对竞争对手边界的超强洞察，美团在C端市场的争夺上走出来一条独特的路径————十年来，美团至少在5个领域上实现了“后发而至”。
如今迎面而来的是充满不确定性的大环境，身后更有来自阿里的强势进攻。这种局面给美团带来的压迫感或许与过去主动出击的形式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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