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很伟大，但事情正在起变化。对中国其他科技公司显得不够公平。在大阪举办的史上最寒酸G20峰会上，变脸比翻书快的特朗普，宣布同意美国高科技企业向华为出售产品。半年跌宕，似乎是特朗普搞的这场行为艺术，免费给华为打了大半年的全球流量的广告，并助华为走上封神之路。
希望华为是真的有惊无险。
华为封神后，中华大地之上，逐渐出现了一种奇特现象：其他友商司司自危，生怕因服务华为不到位，甚至赞美华为不到位，而遭万夫所指。
比如，自媒体朝着联想喊：你不搞“技工贸”活该被骂;又如，网友对着百度喷：你也配赞美华为?
最近一个“中招”的，是中国联通。
感觉事情正在起变化。
在粉红色爱国大潮之下，即使联想、百度、联通们再委屈、再愤怒，也没把造谣者怎样。雷军说，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而站在这个无本万利的造谣风口上，昨天还在搞虚无主义的自媒体，今天就成了爱国青年小粉红。
而在一系列中招的友商名单里，联想是最倒霉的一个，每一轮都被忘不了、落不下。这不，即使是八杆子打不着的联通被不爱国，自媒体也要在题目里捎带着联想陪绑。
7月15日，网传很久的“华为电视”也有了实锤——荣耀召开媒体沟通会，广而告之自己的“智慧屏”新品，要在8月份上市，据说不是电视而胜似电视。于是，考验友商——小米、海信、海尔、TCL、联想、百度、天猫精灵——的勇气和情商的时刻到来了——公关如何迎战?怼还是不怼?
再联想到荣耀手机和华为手机，蚕食的是小米、OV的国内市场，那至少后面的公关层面竞争，是不是会对友商不太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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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赌，至少拥有智能手机和智能电视产品线的联想，肯定是不敢正面刚的。
其实，与华为同样在2018年迎来自己历史上最大危机的联想，在2019年也早于华为，走出了危险区。然而，冰火两重天，仍然会有人把联想与华为——这两家在80年代建立的中国最早的科技公司，当作相反的案例来比较，裹奖华为的同时贬低联想，似乎成为了一种政治正确。
华为很伟大，却是独一无二的特例;联想代表的，才是中国大多数科技公司。
时针走进2019下半年，即将迎来70年国庆，是时候拉长镜头，理性分析一下这两家中国成立最早的，也是现如今海外员工最多、知名度最高的两家科技公司的真实面目了。
01
命运的巧合
1977年3月26日，中央电视台首次进行全国直播，直播内容是李德伦在首都体育馆，指挥中央乐团演奏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命运》。
所有经历过政治运动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明确的政治信号。
据说，柳传志与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同事，在现场听了演出;家庭条件也很好的陈丹青召集朋友，在自己家的黑白小电视前心潮澎湃看了直播，他后来在美国说自己再也没有听过那么精彩的贝多芬演奏;而与柳传志同岁的解放军年轻发明家任正非，刚刚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空气压力天平的测试，半年之后，他因为这个填补国内空白的发明，来到北京被“英明领袖”华国锋和刚复出主持工作的邓小平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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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命运转折点处的柳传志与任正非）
那个春天，是包括他们在内的无数中国人的命运转折点。
7年后的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南巡”，随后中国正式开始实施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诞生了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公司，联想、四通、海尔、万科都在这一年应运而生。
相比之下，任正非的运气则不算太好。实际上，在这一年，柳传志与任正非的命运发生了分野——联想诞生了，任正非却“失业”了。他服役的00229部队是解放军基建工程兵部队，成为了大裁军中率先被裁撤的兵种。这是柳、任二人的第二次命运转折，这一次，冰火殊途。
后来，任正非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到：
“转入地方后，不适应商品经济，也无驾驭它的能力，一开始我在一个电子公司当经理也栽过跟斗，被人骗过。后来也是无处可以就业，才被迫创建华为的。”
在华为还在各种商业模式里摸索的时候，联想集团1988年就开始国际化，1994年就在香港上市。实际上，直至新世纪到来之前，联想一直是让华为追赶的存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高科技行业一片哀嚎，此时，任正非写出了《华为的冬天》。刚成为新联想集团统帅的杨元庆，是该文的积极推荐者，并于2001年访问了华为。
在华为总部，杨元庆对任正非说，联想也想加大研发投入。他没想到，任正非却对他说：
“研发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要做好投入几十个亿，几年不冒泡的准备。”
任正非还曾经给杨元庆的联想战友郭为建议：
“你的长项是做市场，你把销售做好，我的产品研发出来给你卖。研发你要做就做大，你要是小打小闹还不如不做，因为做这个东西是很费钱的一件事。”
似乎，他们都听从了任正非的建议，并把各自的事业都继续向上引领了10年光景。
然而，正是在这十年里，华为走向了国际，并且从一家以电信交换机为主业的企业，成为了中国年轻人广为熟知的消费品企业，如今，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华为实际上成为了中国民营企业里的“科技脊梁”、“芯片行业希望”。
这个阶段的联想，却逐渐由被质疑业务转型能力，到2018年的春天里被质疑5G时代的商业动机，声名狼藉，无竞一时;而在这一年的冬天，美国开始对华为动手，华为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2018年，早已经脱离一线的74岁的柳传志，站出来呼吁“保卫联想”;而一直牢牢把握华为航向的74岁的任正非，也罕见出场进行国际公关，声震世界。
命运捉弄，两位同龄的古稀老者，在同一年又不得已披上战甲站到前台，为保护自己创立的企业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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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对两家公司的评价有多少差异，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是：先后走出去的联想与华为，两者是全球知名度最高和海外员工最多的两家企业。
全球著名广告巨头WPP，也将联想和华为列为中国出海企业中最强大的两个品牌，事实也的确如此。2019年位列《财富》世界500强企业第212位的联想，在世界范围内有5.6万名员工，而华为的规模甚至还要超过联想。
2014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访问德国时，于德国《世界报》上撰文写道：“德国是中国在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也是德国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大众汽车、西门子电器等德国制造在中国家喻户晓，华为、联想等公司也正在为德国当地民众提供便捷舒适的中国服务。中德两国完全可以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2019年，联想的运气率先于华为好转。
5月末，联想集团发布2018/2019年财报。财报显示，第四季度净利润提升261%，达到7.97亿人民币。全年的数据也亮眼——年营业额首次突破3400亿;税前利润同比增长4.59倍，净利润扭亏为盈，比上一财年提升52.7亿。
特别是个人电脑市场份额重回全球第一，与移动业务实现盈亏平衡，这是标志联想再一次走出谷底的两个关键数据。
作为一家35年历程的企业，联想不止一次陷入危机。2008年开始的那次危机，让早已经退居二线的柳传志，不得不再次出山掌舵联想。
实际上，联想在发展历程中，遭遇的危机要远远多于华为，这里面不但有业务危机，也有政治危机——在香港回归后的1997年，中央调查组还走进联想，要“彻底搞清联想的股权问题”。
毋庸讳言，和华为相比，联想的科技含金量处于下风。两厢对比，似乎是在“技工贸”与“贸工技”的PK里，前者胜出。
然而，除华为之外，持如此观点的人却难以再举出其他可以用“技工贸”Diss联想的优秀案例。
阿里巴巴显然是一家长期以“贸”为核心的科技公司，以达摩院的成立为标志，其近年来猛补“技”的课程，目前科技研发投入的数额，排在中国上市公司中的第一名;常年搞“贸工技”的联想，也在猛补科技研发的课，2018/2019财年，触底反弹的联想，净利润扭亏为盈只有40亿人民币，研发费用却投入了87亿人民币。
其实，35岁的联想不止代表自己，而是代表着一大串中国科技企业甚至世界范围内的科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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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5G技术标准投票的是非，联想先后做过两次正式回应，特别是是第二次回应，非常详细。我的视野所及，在第二次回应之后，并没有科技行业内的反驳者提出有力的反驳证据。此外，柳传志也转达过他与任正非就此事通电话的内容。
这并非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本文想探讨的是：
如果联想走所谓“技工贸”的道路，是否走得通？
联想为何容易招黑？
今天的联想是怎样的一家公司？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联想与华为两家公司的危机似乎都暂告一段落，其实也就到了冷静思考联想问题的时刻。
02
平行空间的可能性
联想的最近一次舆论危机，是被知乎上的某KOL造谣向华为断供服务器，后来这位学生身份的年轻KOL正式道歉。这轮风波过后，人们忽然意识到：原来，联想也有制造服务器的能力。
其实，联想不光制造服务器，联想还制造超级计算机。在全球Top 500超级计算机(计算能力普遍达到每秒一千万亿次)之中，联想制造了173台，远超第二名浪潮和曙光。
小米上市一周年，喜迁新居，雷军也非常开心，认为小米从创业到买楼结束北漂的时间，要远短于阿里和腾讯。迅速成为世界级手机厂商的小米，是“技工贸”还是“贸工技”?其实，很少有人知道，小米的投影仪是联想给做的。
关于联想的技术实力，我们放在后面讨论。
坦率地讲，联想之所以会被贴上“贸工技”的标签，是因为产品卖到全球，自己却不能制造电脑芯片、手机芯片和操作系统。换句话说，在苹果、谷歌和华为的表率作用之下，大众认为：电脑芯片、手机芯片和操作系统，就代表了“技”。
由此，我们可以在平行空间里认真考察一下，联想和其他中国科技公司，如果从80年代末开始就搞芯片和操作系统的话，结局会如何?
301法案与日本造芯梦碎
摆放在任正非书桌上的，由法国人皮耶鲁齐写的《美国陷阱》一书，在被媒体曝光走红后不久，7月10日，特朗普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对法国发起“301”调查，这是建交以来，美国第一次对传统盟友法国发起“301调查”，让欧洲哗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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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摊主想起了30年前的另一桩旧事，它扼杀了日本快速崛起的芯片研发势头。
为何科技研发强大的日本，没有造出自己的操作系统和CPU?
答案是源于美国的《301超级法案》——1989年，当联想的二号人物——倪光南在香港的狭小办公室里奋力研发联想自己的“286”电脑主板的时候，日本的科技行业迎来了历史转折点，日本计算机科研被美国阻挠，迅速从计算机科学的制高点跌落。
1984年，东京大学的助教坂村健，在东京的一场微电脑应用国际会议上，第一次对世人宣读了“TRON”系统。当时有来自全球的150多位专家，共同见证了日本“TRON”系统的未来可能性。这个类似于后来Linux的开源操作系统，引起了科技界的欢呼，并迅速成为包括IBM在内的世界众多电子设备用来研发的操作系统。
遗憾的是，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特别是以(存储)芯片和TRON为代表的计算机行业巨大贸易顺差，让美国大为惊慌。终于，在1985年被迫签订广场协议的4年之后，将卫星、芯片、TRON等高科技产品，统统列入臭名昭著的贸易保护法案——《301超级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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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那时候的计算机操作系统还远未被微软一统江湖，而是多家争鸣。作为开源系统，TRON有着天然的优势，特别是可以运行在各种微型芯片之中，这让全世界的电子产品制作商趋之若鹜。NEC基于TRON研发的个人电脑于1987年诞生，连IBM都加入了TRON联盟。
后来，即使是被迫成为不了计算机系统，但TRON仍广泛应用于数码相机、汽车等各种终端设备之中，坂村健也因此被称为“物联网之父”。
系统禁令加之对日本芯片征收高额关税，从1985年开始，计算机科技的天平，从美日旗鼓相当开始彻底向美国偏移，而在此之前，与电脑有关的系统和硬件，大部分优势都在日本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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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5年到2012年，日本的芯片市场份额出现了断崖式下跌)
日本在计算机领域的光辉，从此之后黯淡了下去，1989年之前二十年所积累的科技研发成果，部分被美国买走，部分被转移到了韩国。待到移动互联网时代，日本则彻底失去了话语权，孙正义也只能靠撒钱来参与巨头的游戏。
看日本要造芯片和操作系统了，美国就扶植韩国;看韩国的科技研发也起来了，美国就扶植台湾。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只不过特朗普政府做的毫不掩饰而已。
不禁要问：日本科技企业做不到的“技工贸”，为何要求艰难求生的联想和其他公司一定要做到？
北大方正的纠结转型与尴尬结局
若比起知名度，倪光南院士显然要比两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王选院士要差一截。北大方正早期的科技含量，也高于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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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选院士和方正集团，曾让中国人跑步进入电子信息时代)
王选院士是为国家、为民族立下赫赫功勋的科技英雄。不过，王选院士不会想到，在他身后，他亲手创办的北大方正集团会逐渐脱离科技轨道;他更不会想到，方正集团逐渐成为了私人囊中物，并且制造了让资本市场哗然的管理层窝案——从郑州航院系的李友等江湖枭雄，到原北京大学校办产业委员会负责人、方正集团董事长魏新，被悉数逮捕。
方正集团沦落到如此下场，有很多内外的原因。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就是方正诞生以来，一直有两个核心——技术核心王选院士与经营核心张玉峰，集团内部“技工贸”派和“贸工技”派斗的不可开交。
最终王张二人两败俱伤，渔翁得利。1999年11月，方正集团宣布调整人事，原董事长张玉峰和方正研究院院长王选均从集团董事会离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出任集团董事长。“硕鼠”魏新也是此时加入的方正，于是，就有了2015年让资本市场瞠目结舌的方正案发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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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国家审计署对北京大学出具的审计意见提出：方正集团改制涉嫌审计报告造假和资产低评等问题，要求北京大学应认真自查校办企业改制和股权转让中存在的违反程序、低评净资产、‘自买自卖’等重大违法违规问题，及时挽回学校损失，切实维护国有利益。
科技神话不在，结局一地鸡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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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联想，在1994年香港上市之前，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当然，当年的联想集权让倪光南院士愤愤不平至今，但至少，联想这家公司保住了，没有陷入方正集团那样的“鹤蚌相争，渔翁得利“的陷阱，后来还收购了X86与IBM部分业务，科技大旗至今不倒。
不禁要问：背靠北大的方正集团没有做到的“技工贸”，为何要求如履薄冰的联想和其他公司一定要做到？
被寄予最高希望的中国芯
——中芯国际的多舛命运
在正式发布3年之后，2006年，上海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院长陈进发明的“汉芯”造假，东窗事发。这给新世纪之初中国大陆的造芯大潮，泼了一大盆凉水。
其实，在学院派之外，中国大陆在新世纪初前十年的造芯潮，可谓浩浩汤汤。特别是在前中央政治局常委、电子工业部部长胡启立亲自主持的808、809国家科技工程的背景下，拥有几十年人才积累的上海滩，更是风云际会，气势非凡。然而，十年之后看，不管是上海贝岭、上海华虹，都失败了。
其实，在华为“麒麟”出世之前，中国人“造芯”的最高潮发生在中芯国际身上。而最引人唏嘘的，也是规模最大、资源最多、人才最齐备的中芯国际的命运多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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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芯国际创始人张汝京)
背负父子两代人家国情节，德州仪器工程师出身的张汝京，在2000年北上大陆，创办中芯国际。有上海市政府的大力支持，有上海芯片产业的奠基人江上舟的鼎力相助，还有上海国资、风险投资和外资的加持，甚至有中国大唐的入资，此外还有像谢志峰这样的曾获“英特尔最高成就奖”的海归的做左膀右臂，中芯国际的造芯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俱齐，被庙堂和江湖寄予了历史性期盼。
然而，在台积电的知识产权大棒不断之下，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巴统”、“瓦森纳协定”技术封锁之中，集建国后最雄厚“造芯”资源于一身的中芯国际，同样举步维艰，后来导致股东内部分裂。
在中芯国际创始人张汝京被迫离开中芯国际的两年之后，2011年，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海归、中国人“造芯梦”的中流砥柱——中芯国际前董事长江上舟突然离世，让这次“造芯”高潮迅速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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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志峰在南京世界半导体大会上演讲，自豪地称中芯国际是“中国第一大芯片制造公司”
《上海滩造芯往事》一文写到：
“在中国大陆最顶尖的晶圆代工厂——中芯国际四面楚歌之时，江上舟于2009年走马上任，两年的时间，江上舟为这个处于风雨飘摇的企业摆平了诸多棘手的麻烦，却在2011年猝然辞世。现在离2020年还有半年，江上舟壮志难酬，上海造芯之梦难圆。“
连胡启立亲自担任董事长的华虹都没有成功；连天时、地利、人和齐备的中芯国际都做不到的“技工贸”，为何要求资源差距巨大的联想和其他公司一定要做到？
03
联想为啥招“黑”？
其实，在新世纪之前，联想一直是“民族科技企业”的标杆。
凌志军在《联想风云》一书中写到：
“（1991年）位于中关村的北京高新技术开发区成立三周年， 所以政府的官员们无论具有怎样的政治倾向，全都纷纷到这里来露一下脸。有国家科委主任宋健， 他号召大家‘为了中华民族的振兴，准备付出我们的全部力量、智慧，或者说再加上我们的眼泪’。有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 他认为联想不必讨论能不能长久存在的问题，而是‘要成为世界上有数的高新技术企业之一’。有开发区主任胡昭广，他说: ‘联想还不够大，在我们这里排第二，要争老大，他们有信心。’甚至就连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也来了，他在看到了联想微机之后欣然题词‘驰骋海外，服务国防’。这表明联想不仅得到政府认可， 而且还有与军方结合的趋势。当然还有国务院的袁木，他义正词严地说：‘请同志们从更广阔的领域考虑一下，从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命运考虑高新技术的重要性， 在两种社会制度的竞赛、比较、对立斗争中占据优势。’”
大约从 1997 年开始，中国人都看出来了联想的两大贡献——第一，联想挽救了国产微机的颓势， 并反败为胜。如果不是联想放弃国外微机代理而走上自主品牌之路，中国的个人计算机市场真的要被外国品牌垄断了;第二，联想在自身发展的十几年里，充分学习了西方公司的现代化治理方式，并结合中国国情，率先为中国科技公司探索出了一条经营与管理的方法论，所以马云后来才说：
联想为中国的科技行业培养出了第一批本土职业经理人。
那么，联想是如何从“惹红”体质转变成“招黑”体质的呢?
倪光南院士的“契而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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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要从1997年说起。其实，也正是在1997年——联想在香港上市三年之后，迎来了创立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历史问题审查”。
1997 年 7 月，中央调查组第三次进入联想，还是针对柳传志而来。10位调查人员来自中国科学院、中纪委、国家审计署和监察部。
自从倪光南离开联想之后，关于联想历史问题的调查就没间断过，而这一次来头更大。中国科学院的新任院长路甬祥在调查组预备会上所说，
“这次是根据朱镕基、罗干同志的批示，按监察部审计署的要求，科学院再组织一次调查，把事实彻底搞清，向中央写个报告。”
据路甬祥说，
“由于有几次人民来信反映，在运作香港联想的股权以及某些投资行为中有违纪行为，希望调查 ”。
中央才要“彻底搞清”联想的事情，其实，所有人都知道，“人民”就是倪光南院士。
在这次调查“彻底弄清”之后，联想进入了新篇章。但在随后的20年里，倪光南院士并未放弃四处奔走，诉说自己与联想的恩怨以及“贸工技”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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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前，倪光南院士在乌有之乡讲述自己与联想的恩怨情仇）
实际上，就在2018年的12月23日，在第十二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倪光南还发表了《科技人员与知识产权保护》的主题演讲。在对比了联想与华为的发展经历，他说
“华为联想这30年来犹如龟兔赛跑”。
显然，他认为，华为是那只契而不舍、赢到最后的乌龟。一些媒体在对新年论坛做报道时，把他的演讲题目则直接改为了《和联想比，我觉得华为是很成功的，联想缺什么?》
实际上，在离开联想之后，充满理想主义的倪光南院士，用自己的方式实践着“技工贸”之梦。即使从他自己带队做方舟CPU、永中Office失败算起，也十多年过去了，经历过失败、非议，倪老自己向科技部负荆请罪种种，但他还在坚持。
被雷军称为“中关村第一才女”的梁宁，近年来在科技圈很活跃。在2018年“中兴断芯”风波时，梁宁写了一篇颇有影响力的文章，题目是《一段关于国产芯片和操作系统的往事》，文中提及了自己在2000年到2002年的3年时间里，作为倪光南院士的助手，参与了方舟CPU、永中Office、NC瘦客户机和Linux操作系统的工作，并目睹最后全线溃败的过程。
作为倪光南院士“喜欢并信任的弟子”，梁宁动情地写到：
“从此我们成了很多人的笑柄。尤其是倪光南院士…..这是10年后，我加入腾讯以后，才学会的一个词——用户体验。这一仗如果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搞定了总理，没有搞定用户体验。结果是溃败如山。”
“世人眼中，他是一个唐吉柯德。被柳传志逐出联想，曾经推动的重大项目未能完成。为了这个梦想被一个又一个人利用。而他明知道自己在被人利用，还是宁可冒着一世英名赴水流的风险，还是继续尝试、继续努力。不作为，无过错的人们嘲笑他：‘不识时务’、‘老被人骗’、‘被人骗了还在继续做’……
然后所有人，继续直接间接地为‘无芯’买单。
我不知道这是谁的妄境，谁的羞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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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光南院士是一位让人非常钦佩的科学家。他放弃海外优厚条件回国报效，他多次向中央进言，他心中常驻科技强国之梦。
然而，实事求是地讲，仅靠民营科技公司自己的努力，“造芯”梦恐怕难以实现。倪光南院士后来自己也对媒体说：
“芯片不能靠BAT，还要靠国家。”
说到这，其实是非已经很清楚，把“贸工技”的联想拿来和不可复制的华为做对比，是不公允的。35岁的联想背负了自己本不该背负的“科技英雄”重担。
联想另外一个容易招“黑”的原因，毋庸讳言是杨元庆。
“元庆口才不佳”
杨元庆是柳传志最信任的弟子，很多人都评价，柳杨二人的关系已经超过了师父与徒弟、董事长与CEO之间的关系。
2008年，金融危机肆虐，联想遭遇了上市之后最严重的经营危机。此时，已经退居二线的柳传志不得不重新出山，担任联想集团董事长。当时，柳传志的姿态非常低，亲自到京城各大媒体的办公室去拜访，解释原由、疏通关系、寻求支持。
所有人都认为，柳传志是一位特别会说话的长者。即使没有与老柳当面侃侃而谈，但只要看过柳传志和于谦搭伙说的那段相声，便知老柳精于沟通之道。
然而，杨元庆在这方面却与柳传志相反，老柳也说过
“元庆有很多优点，但口才不佳”。
这一点，想必采访过杨元庆的记者都会会心一笑。
2014年4月21日，我的前东家极客公园，第一次尝试在春夏之交举办科技峰会，地点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那也是埃隆·马斯克第一次参加中国媒体的举办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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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会议议程，是央视《对话》栏目主持人陈伟鸿，与先上场的杨元庆进行对话，之后再引出埃隆·马斯克登场，三人再搞一场“三人转“对话。
陈伟鸿当时给杨元庆提了一个问题，大意是：联想每年的营销费用和渠道费用惊人，但在新媒体时代，互联网营销会更精准，特斯拉和苹果那样的直销是潮流。联想的传统广告营销是不是也要调整?
杨元庆回应道：
“联想是央视最大的科技公司广告客户。联想不打电视广告了，你就失业了。”
听罢，陈伟鸿被怼的小酸爽。
我当时也在现场，觉得杨元庆和媒体的沟通方式，真是亟待改进。
采访过杨元庆的人都知道，他语速慢，口头语较多。这就给很多媒体以发挥的空间。比如，这边厢他说了半句“我们不是一家中国公司” 后有了停顿，媒体就急急忙忙抓眼球给发出去了，其实他紧接着就说了：“联想是一家全球性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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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都知道，杨元庆不可能犯这种与事实不相符的低级错误，但媒体需要流量，正好赶上他“大喘气”，于是就有了很多这样的“误会”。当然，无冕之王的媒体是不会事后道歉的。
杨元庆的PR能力，远不如柳传志。这在众声喧哗的时代，是要吃很多亏的。为什么阿里巴巴的王帅那么大岁数还不下火线?非不欲也，乃不能也。年轻一代无法胜任替马云挡枪的这个职位。
不过，自从2018年的名誉危机以来，杨元庆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多进步，不知是否是痛定思痛，请到了高人指点?5月末，联想在香港举办业绩发布会，杨元庆的表达并没有出现什么错漏。
遗憾的是，联想集团的CFO被传染了这毛病，在财报披露当日发言不当，而被媒体的好事君子们再次抓住了把柄，又大肆炒作了一番。这也只能怪联想运气太差吧。
04
该怎么看待联想与华为
1988年4月18日，联想在人民大会堂召开 “进军海外誓师大会”。实际上，那个时候“联想”这个名称还没有正式诞生，而那个时候的联想，主要业务还是代理外国的微机在国内销售。
在整个80年代，“修大脑的不如剃头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是社会的普遍思潮。在这种大环境之下，联想绝对算得上是最有科技抱负的企业之一。
实际上，中科院计算机所出身的柳传志和倪光南，都非常想造出自己品牌的电脑。但现在的人们很难想象，在30年前，联想微机生产的阻力竟然是来自政府， 以及政府下属的那些老牌计算机厂家。
因为这个行业是牌照为王，联想必须获得“生产许可证”，不经“许可”便属违法生产。所以，柳传志和倪光南才曲线救国开辟“香港战场”，倪光南在香港的简陋办公室里面研发286电脑的主板。
功夫不负有心人，1990年，“联想286微机”通过检验，终于获得了生产5000台的生产许可证。联想上下如履薄冰，既想把联想电脑打出知名度，又不想引起原来的代理品牌商的警惕。至于杨元庆带领联想电脑击败所有海外品牌，那已经是1997年以后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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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2月8日，“联想收购IBM PC”发布会现场。）
在联想于香港上市的1994年，联想的收入是华为的6倍不止。当时的任正非刚从“倒买倒卖”的赛道上切换到程控交换机不久，而联想几乎同时也上马了交换机项目，并把机器卖到了中南海。
华为的科研实力是何时超过联想的?
倪光南认为是1995年，即自己被驱逐出联想的时刻，那也是联想放弃程控交换机项目的时刻。
这个时间点不太好把握，毕竟华为的研发实力，也超过了国内所有的科技公司。
柳传志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讲道：“我和任正非性格不同”。在技术攻坚中“他敢往上走”，而自己不行。
其实，柳传志的选择代表了中国绝大多数科技公司创始人的选择。比如，有“中国巴菲特”之称的段永平，在1982年浙江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北京电子管厂，后来觉得没啥搞头，就去人民大学读了一个计量经济学的硕士，最后南下广东做起了“贸工技”的生意。
在更宏观层面上说，其实也是如此——中国的大飞机与空中客车同步研制成功，但后来没有上马;汽车工业没有学习日本与韩国，而是采用了“市场换技术”的路线——其实，“贸工技“是那个时代的政治正确。
那么，华为为何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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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日，华为海思总裁何庭波发出的一封“备胎一夜转正”的内部信，让全体中国人激动了起来。
“为了这个以为永远不会发生的假设，数千海思儿女，走上了科技史上最为悲壮的长征。”
这种文学化的表达，已经超过了《肖申克的救赎》的感染力，让人们忆起了革命时代的激情。
其实，中国的商业大佬之中，当过兵的人有很多，柳传志也当过兵。但华为的这种超越美国科技公司的奇迹，显然与创始人是否有过从戎经历无关。
亲自下场带领中国芯片行业探索多年，党的高级干部胡启立在《芯路历程》一书中写到：
“只要和江泽民总书记见面，他总要非常关心地问我909工程的建设情况，每次都提醒我一定要注意市场，并明确指出，没有市场把握的事，一定不要干，这成为909工程建设贯彻始终的指导思想。”
任正非让华为海思做的，不但是没有市场把握的事情，而且是很可能永远用不到的“备胎”。
正如聚焦于研究为华为的媒体——《蓝血研究》给任正非贴的标签一样，他是“胆大包天的理想主义者”，如果让我再给加一个标签的话，就是“矢志不渝的独裁者“。
正如任正非当面劝杨元庆所说的那样，其实“技工贸”这条路太难走了。而华为之所以能够几近成功，除了华为的天时地利人和外，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华为不允许外部资本进入，任正非在华为有绝对的权威，华为的高管都是任正非“一路带大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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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1日，任正非在华为总部罕见接受了国内媒体群访。在正式采访环节结束之后，有记者问起一个Off the Record的问题：华为会永远不允许外部资本进入吗?
任正非斩钉截铁地说：
“除非我死了！否则不允许进入。资本是短视的！”
这就是华为，很伟大，伟大得不可复制。
拿华为这个“科技史上最悲壮的长征”做基准线，去评价联想为代表的中国科技公司，显然是不公平的。华为不应该是基准线，而是仰望目标。
实际上，我们都知道，除了华为之外，中国的其他品牌手机也已经卖到了全世界，说这些公司的科技含量低显然是不公允的。
而在这些公司之中，联想显然是科技实力最强的公司民营企业之一。2003年，联想研发出了大陆第一款智能手机，当时只有台湾的多普达与之竞争。直至今日，联想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in-House与ODM两条腿走路的科技公司，是美国的戴尔、惠普所远不能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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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联想发布球第一台可折叠屏电脑原型机ThinkPad X1）
"联想断供华为服务器的谣言"，让人们了解到联想还能制造服务器。其实，如果一定要拿一家海外科技公司来对比的话，联想其实像西门子，强大的制造能力除了生产自有品牌科技产品外，还为小米等友商制造产品，to B业务的盈利能力很强，是“中国制造2025“的中流砥柱。而随着投入3亿美元的深圳智能制造基地的落地，联想的制造能力还会进一步加强(这也是联想反驳“转移中国生产基地”谣言的最佳证据)。
在投资领域，联想也是为中国人工智能方向创业助力最多的科技企业。比如，早在20年前，刚刚研究生毕业的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就是从联想这里拿到了创业资金，并且听从了朱立南的建议最终选择在A股上市。
而在当下，联想的投资版图里，已经囊括了“全球AI芯片界首个独角兽”寒武纪、旷世科技、蔚来汽车等最著名的中国人工智能创业公司。联想创投也因此被称为“AI捕手”。
显然，国内能跟联想比拟的科技公司，非常少。
近期，因为“基因论”而引起巨大争议的吴军，与正和岛有一个对话，其中有这么几句：
“华为是一个很特殊的成功公司。而对联想，是媒体和老百姓太苛刻了，我要为联想讲几句话......联想是中国的第一个国际化企业，直到今天，中国的技术都很难做好高端芯片。即使华为完成了一种通用芯片，用的也是ARM的设计。联想当年走的路，是让中国最快赶上世界步伐的路。美国的很多大公司，包括中国的企业，都用联想的机器。”
05
长宜放眼，携手向前
许飞在《父亲的散文诗》里唱到：
“一九八四年 庄稼还没收割完
女儿躺在我怀里 睡得那么甜
今晚的露天电影 没时间去看
妻子提醒我 修修缝纫机的踏板
明天我要去 邻居家再借点钱
孩子哭了一整天哪 闹着要吃饼干
蓝色的涤卡上衣 痛往心里钻
蹲在池塘边上 给了自己两拳
这是我父亲 日记里的文字
这是他的青春 留下留下来的散文诗。”
歌词写的真切感人，反映了当时农业人口占90%的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画面。
然而，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必须要有一批人先站出来，在世界的科技商业战场上去拼杀抢食。35岁的联想，海尔，四通…..就是先站出来的这批人，它们不因该因为华为的成功而被批判，这样做实际上是危害中国的科技创新。而在这个批次之中，联想无疑是其中最优秀的一个。
那些热衷于敲键盘爱国的小粉红们，如果一定要把还在进行“科技史上最为悲壮长征”的华为定位成“一流科技公司”的话，联想、小米、OV、浪潮、BAT、TMD当然是“二流科技公司”。
然而，所谓第二流者，是原来志在一流，天时、地利、人和，均不合，成了二流。如果甘于二流三流，已经居下流了。我说的是自媒体，以及那些知乎上真真假假的小粉红们。
联想的创始人柳传志，其实是价值观很保守的人。他至今不写回忆录，而身后的60后，70后们，都早迫不及待给自己盖棺定论好几本了。
“在中国打仗，我们打的什么优势?打的实际上就是地域上的优 势。我们成本低， 我们有政府支持， 我们有民众支持等等。你到外国去还有吗? ”
这是他对联想商业本质的思考话。
而对于媒体碎片化之后的社会环境，老柳也有自己的看法：
“再碎片化，不能大家全说瞎话。你看咱这个电视里头现在演的，包括了生活中的问题，男的女的张嘴就说瞎话，还认为这是很机敏。这难道是好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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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老柳收到了任正非的邀请函，赶赴任正非父亲任教过的贵州都匀中学，陪同龄的老任一同出席校训研讨会。
之后不久，老柳写出了一篇有感而发的文章：
“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就在不久以前还很苦，很凄惨，很窝囊。你要想今后过得富有光鲜亮丽，你就要知道过去为什么穷，为什么苦，为什么受人欺负。你就要懂得历史，你就要从中学到教训，我们已经是为数不多的见过那段历史的尾巴的人了，尽量还原真实的历史是我们的责任。不管你是哪国国籍，但你和你的子孙血管中流的是中国人的血，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我谈不上是高尚的人，更谈不上是纯粹的人。但我努力在做一个知恩图报的人，做一个懂廉耻、要自强的人。我希望几十年以后，今天年青、年少的人们能凭追求、凭团结、凭实力让中国富强，让自己过上光鲜亮丽富有的生活。”
今年是建国70周年，不管是华为还是联想，抑或是其他那些在海外攻城略地的科技公司，成长到今天都很不容易，这是民族之幸。
在这种历史厚重感面前，“技工贸”还是“贸工技”，又算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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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1日，荣耀20手机发布会上，在硬件与拍照效果对比环节，赵明的PPT上只有苹果与三星，没有了之前的一号对头小米。从那之后，小米开发布会，也不再对比华为。
原因他们并没有说，我想，无外乎是：敏感时期，中国企业不打中国企业。
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阴谋诡计。合则荣，分则辱。共祝愿，祖国好。
- 作者|葛鑫
- 公众号|摩羯商业评论(ID:Biz-News-Bo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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